网络新词:赤豪是什么意思?罗昌平:赤豪与他们的时代

2015-02-01 最新网络新词 超过 网络新词:赤豪是什么意思?罗昌平:赤豪与他们的时代已关闭评论

赤豪,网络新词,指拥有红色血统但不能被土豪、新贵等词涵盖的精英富人,他们的父辈以打土豪起家,他们的同辈以扶持新贵行权。

赤豪,词本中性,未来褒贬,取决于他们余生将何种选择,以及实质性推动。

出处:

“赤豪”出自《罗昌平:赤豪与他们的时代》,全文如下。

前言:

安邦保险近来新闻不断,不断举牌,已持有民生银行A股的股权已达22.51%,成民生银行单一最大股东,引发外界对背景其颇多猜测。有报道称陈小鲁是安邦实际控制人,陈小鲁对此回应:我不是安邦实际控制人。他称“在安邦并无股份,只是为朋友站台”,并对媒体给予的“赤豪”标签予以反驳。而赤豪是资深媒体人罗昌平提出的概念,下文是罗昌平原文。

罗昌平:赤豪与他们的时代

赤豪与他们的时代:

赤豪释义:

拥有红色血统但不能被土豪、新贵等词涵盖的精英富人,他们的父辈以打土豪起家,他们的同辈以扶持新贵行权。词本中性,未来褒贬,取决于他们余生将何种选择,以及实质性推动。

文|罗昌平

破旧的二八自行车拐入雨儿胡同,在33号蓝色铁门前停下,67岁的陈小鲁跳了下来,推车进院。

院子很大,种有白皮松。自行车靠在院落,车把磨得发亮,车身暗红的铁锈却与周遭相衬——房子保持着半个世纪前的格局,客厅左拐是长长的走廊,顺手处可见老年证、公交卡。

他是开国元帅陈毅之子、粟裕大将之婿。

在北京八中对面的一间茶社,他向文革中批斗过的老师郑重道歉,并将全文公布,这构成2013年国庆的一道特殊风景。一个低调、朴素并略显清贫的红二代形象,由此占据报端。

仅隔月余,他的另一面得以呈现。由他担任法人代表的三家企业一度持有安邦保险集团35%的股权,当保监会核准他成为公司董事之时,大手笔接踵而来:12月3日,举牌金地集团持股5%;12月10日,斥136.78亿举牌招商银行持股5%;加上下一步的计划,涉及数百亿资金。

这种分裂的形象在部分民众的记忆中留下些许烙印。但是,跟他的文革道歉引起强大反响不同,财经媒体没有对这个潜行的资本巨鳄尽到披露的本分。

但作为一个与生俱来的标签,红二代的表述过于宽泛,加之这个群体的内部分化剧烈,尤其没有考虑到后天的变化。我创造“赤豪”这个新词,则是试图精准描述其中一部分,他们有思想,情怀未泯,敢于面对公众,具备足够的财务自由,加之红色血统带来的权脉资源,使之在政经格局中可以扮演着特殊角色。或者说,这是公众与顶层之间唯一相对透明的桥梁。

正如陈小鲁提出的“光谱学说”:共产党是个光谱,由七色组成,从深蓝到红。合起来才是白光。比之历史,现今的革命后代就是红光的色散,而一番番历史事件和个人经历正像棱镜一般。

与陈小鲁一道,站着这样一个群体,那是一串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字:秦晓、孔丹、任志强、洪晃……职业上的便利,让我有很多机会可以近距离观察他们。不仅听得到他们的言行,还能部分读到他们的心理。

《赤豪与他们的时代》第一部分:

在寸土寸金的北京二环之内,并非谁都能够拥有一套四合院,即便仅仅只是使用权。在最近这轮政治周期中,核心城区早先完成了一次暴力入驻,原住民要么治罪,要么被逐;继而,在后一轮商业入驻中,新住民在强拆中远迁城区。余下那些如碉堡般坚固的院落,基本就是由老一辈遗孀及红二代占据。

红二代的规模基本固定,并逐年递减,但新晋的官二代却在不断增加,并对前浪形成冲击。当顶层力推官邸制,老去的他们此时才意味到,产权保护是何其重要!

目前唯一公开表示“不应对特权恋恋不舍退让”的洪晃(章含之女儿),也是因与外交部官司败诉后,让出了史家胡同51号院。

在赤豪群体中,并非每个人都有陈小鲁同等待遇。他的少年曾随父亲住在中南海,在怀仁堂西侧的夹道内,他与邓小平、董必武等人的后代为邻。那时的海里很热闹,偶尔叫上一声“毛爷爷好”,还可以与主席同池游泳。

除了父辈的资本,陈小鲁的增量人生始于文化大革命,他曾任八中革委会主任,发起成立了“西纠”(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),四中革委会主任孔丹(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之子)任司令,秦晓(原西康省委副书记秦力生之子)担任宣传部长。陈小鲁成了各中学都认可的学生领袖,以至于在当时的讹传与流言里,传单和急电中的“陈小虎”可同时在新疆、云南、广东与黑龙江现身。

“西纠”获得国务院配置的住房、汽车、司机、厨师,孔丹可以与总理周恩来单线联系。他们试图制止武斗,但管不住。“如果你们一定要打人,也别在我面前打。”这是他自述的底线,也是他道歉的动因。

大多数文革道歉者,都会强调自己没有动手,但对真相与细节语焉不详。

从陈小鲁的履历可以看出,此后数十年他对人生方向的摇摆。1979年从人民解放军外语学院毕业后,担任驻英国大使馆国防副武官,后经副师级转业,历任北京国际战略问题研究学会副秘书长、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社会改革局局长。之后多为社会身份,比如在联办担任研究员,后来是海南省亚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,及至自己创办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,一个并不有名的“标准系”已经运作20年了。

其他几人,更像是“粉二代”,粉者,浅红也。

孔丹在1978年成为吴敬琏的研究生,秦晓是山西矿业学院的工农兵学员,先后调入煤炭、石油部工作。后来,两人分别成了张劲夫和宋任穷的秘书。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,正是他们的好友,也是最新一位文革道歉者。

六年后,孔秦两人双双放弃从政,孔丹进入成立不久的光大银行,秦晓去了中信集团。秦晓自述“我们这批人不适合从政”,原因之一是中国面临的不是政治问题,是经济问题。在金融国企岗位上,两人都快速晋升,但各自的政治信仰渐行渐远。

生于1950年前后,红色家庭出身,经历过文革和上山下乡,这本是一个群体,相当一部分没有从改革开放中分享到好处。但是他们中的一部分精英,在改革开放后成为了社会的中坚力量,正在或即将成为左右中国前途的牵引力量。如果聚焦赤豪这一个群体,在国有企业做事的比例很大,真正做个体、做私营企业的比例很低,因为当时不允许有私营企业。即使独立门户,大多数也是从国有企业进入的。

用任志强的话说,这代人的共性,是把国家利益放在前头考虑得更多一些,不只是为了自己的事儿忙活,都是在考虑一个时代、一个国家。出现的分岐是,孔丹考虑更多的是“有国才有家”,秦晓与任志强认为是“有家才有国”。

每个人都应该面对自己的过去,能力越大,责任越大,赤豪们似乎更加无法回避亲历的文革。

《赤豪与他们的时代》第二部分:

“向前走,不后看。”这是新一届班子的既定方向,但赤豪们的想法不同,他们已近暮年。

2013年,红二代成规模跃入公众视野。“陈小鲁宋彬彬道歉”、“秦晓孔丹之争”、“任志强孔丹出书”等事件赋予了这个群体更丰富的色彩和内涵。记忆的碎片一旦叠加,形成了清晰的历史地层,这一血泪史终于可以被书写或言说。

两年前,《回忆与反思》在香港出版,这个由历史学者米鹤都主持完成的系列丛书,正是当年的文革亲历者口述史。在谈及丛书策划时,发起人在序言中说:“如果把文革比喻成一个人成熟之前跌的一次跟头的话,那么跌跟头的原因和条件是什么?这个跟头对不同的人又产生什么样的影响?还会不会再跌跟头?这些问题其实都是萦绕在这一代人心头,既挥之不去又不得不想的一个人生教训。”

这是为“社会主义革命”扮演了试验品角色的一代人,但他们留给外面的世界,留给子孙后代的痕迹模糊不清,对自己的反思也少得可怜。发起人认为“不光待在回忆的阶段”,更应该反思“文革十年对中国社会的摧毁作用”。

陈小鲁出现在这套丛书的第二辑,只是当时并未引起广泛关注。他曾用“头羊效应”来解释群众运动——羊群中,头羊起着导向作用。头羊一走,大家就跟着走。文革中,头羊诉诸武斗,打砸抢烧,其他的人都会恐惧,于是没有人敢说真话,大家都随波逐流。

《赤豪与他们的时代》第三部分:

但道歉似乎并不存在“头羊效应”。尽管谁都忘不了这段经历,却未必都会道歉。即使私下说对不起,也未必敢公开说。一些红二代甚至批评陈小鲁“不像话”,另一些人还在为过去辩护。

这正是红二代群体出现的巨大分岐,也是赤豪一词出现的原因。

陈小鲁的退休生活,是由一堆聚会组成的。他说聚会分两种:一种是红色后人的聚会。围绕毛泽东诞辰120周年,有很多活动;还有战役纪念日,许多父亲战友的诞辰或者忌辰。推得掉的,他让大哥陈昊苏参加。另一种聚会,称作“尽社会责任”,比如《财经》年会,讨论政治形势;比如一些反思文革的讨论会,谈谈自己亲历的事。

在红色后代的交往中,似乎已经达成某种默契,他们很少谈论现实政治,当然,并非淡漠或没有主张。“如果观点一致,愿意谈就多谈点,观点不大一致又愿意谈,就少谈一点,总是不能伤了和气。”也有例外,开国元勋后代合唱团成立不久,就发生了“内部争斗”。一名合唱团成员因为不满级别太低,率领一批成员离开成立了新的合唱团。

还有,就是秦晓与孔丹的争论,但这并不影响两人的情谊。

集合红二代的机构很多,比如延安儿女联谊会、开国元勋文化促进会,等等,粗略统计上百个。就连薛蛮子也曾试图获得这一标签,但他被真正的红二代圈子排斥。

这些机构一看名字,就能理解大意。赤豪们试图做些与此有别的努力。比如任志强与同僚做金融博物馆,发起政府智库50人论坛,是一种普及知识、还原历史的存在。又比如秦晓做的博源基金会,通过影响上层决策来实现制度变革。联办的系列平台,不仅赢利可佳,更是罕见的启蒙呼吁渠道。

《赤豪与他们的时代》第四部分:

德国电视剧《我们的父辈》(UnsereMuetter,unsereVaeter)自2013年3月公映以来,引起巨大震动,亦是反思二战的佳作。

五个青年人的父辈都是普通人家,不问政治,只想把日子过好,没有大野心,但他们都认同帝国,并且爱国,对战争持支持的态度。他们也都正直,会适时调整自己的态度。这样的父辈,对于他们的历史行为,又该如何评价或审视?

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,联邦德国就出现了一个口号:Vergangenheitsbewltigung(清算过去)。联邦德国总统威茨泽克表示,“过去在事后是无法改变的,也没办法不让它发生。但是面对过去要是闭上眼睛,那他面对当下也会成了盲人。”

德国战后不讳疾、不护短,一直在进行清算过去、了断过去、战胜过去、克服过去的持久战,对二战时期的各个层面来了个兜底翻。《我们的父辈》是用新的视角反思那次战争,是一部让人睁开眼睛看过去的电视剧,虽有些微瑕疵,但不失为“持久战”的一部分。这是一面可资参考的明镜。

在中国,红二代仍以自己的方式高举父辈的旗帜。他们集体行动、积极发声,各式各样的联谊会与合唱团是他们延续存在感和使命感的主要载体。他们缺乏随时占据媒体版面吸引公众目光的能量,却更在意于表达自己与往昔岁月的渊源。

也就是说,他们即使能够反思自己的文革行动,未必一定面对公众,更不会触及父辈的历史形象。陈小鲁、任志强都曾坦言,他们自身的反思,源于文革后来涉及自己的父母。至于更深处,则点到为止。

任志强这样回应社会的质疑:“有人只知道我有个红色的爸爸,不知道我有个富农的爷爷?文革时,连红色的爸爸也会因富农的爷爷而被批斗!有人以为是革命让爸爸分到了财富成为了受益群体,却不知道他们在重新分配的本就是属于他们自己的财富。”

在历史学者米鹤都看来,父辈所埋下的种子,让高干子弟的“国家之子意识”非常强。对国家事务的表达与参与,既出于天然的使命感,也是内生的需求。并表现出一种“权威型人格”:“崇拜权威并屈从权威,与此同时希望自己成为权威。”

时间让他们衰老,也让他们分道扬镳,只有少数至少仍在权力中央或聚光灯下。文革像一个长期革命过程的浓缩,像巨大革命画卷的缩微,“不幸的是,文革的最后胜利者还是官僚集团。官僚集团掌握着文革责任的追究权、改革开放的主导权和改革成果的分配权。”(杨继绳语)

这能否被打破?显然,赤豪们迈出了关键一步,但可以做得更多。这个新词,目前尚为中性偏左,未来是褒是贬,取决于他们这一群体的余生,将采取怎么的言行,最终留下一个怎样的历史定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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